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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我國是全球規模最大的紡織品服裝生產、出口和消費國。2014年，中國纖維加工總量占世界的比重超過50%，紡織品服裝出口額占世界的比重接近37.4%。近年來隨著國內外經濟環境的改變，我國紡織行業不僅生產規模、出口數量和投資總額等統計數據出現增速下滑，主要出口市場份額下降也很明顯，甚至部分海外訂單開始撤離中國。為了應對上述變化，國內越來越多的紡織企業在境外投資建廠，而越南正在成為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重要目的地之一。通過轉移新增產能，借助采購、生產和銷售的全球化大大改善了國內企業的經營效益。

   雙重因素促使國內紡織業“走出去”

   2014年，我國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193.3億美元，遠遠超過同期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金額。截至2014年年底，國內紡織業已在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投資建立超過2600家紡織服裝生產、貿易和產品設計企業，其中大多數分布在亞洲。2004年至今，國內約200家服裝企業在東南亞建設了生產車間。

   貿易因素和成本因素是推動國內紡織企業海外投資的主要原因。

   貿易因素方面，部分企業是為了應對歐美等國的某些貿易保護措施，如申洲針織集團早在2005年就在柬埔寨投資建廠，突破產品“原產地”的限制，避免遭遇反傾銷或“特?！钡目赡?；部分企業是為了規避貿易壁壘，如天虹紡織集團在土耳其和烏拉圭兩國投產，在當地直接組織生產并完成銷售，從而節省上述兩國海關設置的30%高額關稅；還有部分企業是為了享受特殊的貿易政策，如2011年歐盟宣布對全球最不發達的國家實行普惠制，很多東南亞國家都“榜上有名”。因此如果從我國出口服裝到歐洲需繳納12%的關稅，而從上述國家出口則可享受免稅的優惠，由此吸引了國內很多紡織企業赴東南亞投資建廠。

   除了貿易因素，綜合成本也成為制約企業日常經營的重要因素，具體包括：

   人工成本。以紡織產業集群江蘇、浙江、福建制造業就業人員年均工資漲幅為例，2010—2013年三地該數據分別高達18%、16%、17%；除工資的自然增長外，福利開支中的企業福利也因人口就業結構改變明顯攀升(職工的食宿、休閑娛樂等開支)。與此同時，職業教育的滯后導致紡織業所需熟練工人供不應求，于是勞動力成本上升和招工難變成現實。

   土地成本。國內大多數紡織企業都集中在東部省份，隨著訂單增加導致產能擴大，新建廠房成為必然。然而當前我國東部地區土地價格飛漲，已超出了企業能承受的范圍。

   原材料成本，主要指用棉成本，它占據了紡織企業生產成本中的最大比例。從2011年起，為了提高農民的收入，我國采取了大規模收購國產棉花，同時對進口棉花實施配額限制并征收高達40%關稅的方式，導致高品質的棉花供給嚴重不足，國內棉價連續三年高于國際市場30%以上，直接助推了我國紡織企業生產成本的大幅上漲。

   其他成本：稅負成本，根據來自紡織企業的粗略計算，以一件普通的、市場價不足100元的衣服為例，包括國稅、地方教育附加、社保和水利基金在內的稅負多達27.44%，這還不包括企業經常面臨的各種行政事業性收費；環保成本，目前我國節能減排的形勢日益嚴峻，新版《環境保護法》強化了企業的環保責任，提升了企業的環境成本；能源成本，紡織業生產對電的需求較大，因此用電成本也是企業成本核算的重點內容，而目前國內電價偏高也是不爭的事實。

   越南正在成為國內紡織企業對外投資的重要目的地。

   在國內紡織業熱衷投資的東南亞地區，越南由于其自身特點，正在成為紡織企業對外投資的重要目的地。具體包括：

   第一，充足的勞動力資源。當前越南國內總人口約9千萬，其中適齡就業人口約5千萬，市場潛力巨大，而且越南女性勞動力多于男性的現狀滿足紡織企業更青睞女性員工的需求。盡管過去幾年越南工人工資出現了快速上漲，但與我國國內500—600美元的工資水平相比，當地200美元的平均工資仍然偏低。

   第二，長期、持續、優惠的招商政策。越南政府在企業所得稅和土地租金等方面做出了大幅度讓步，如“四免九減半”政策(之前是“三免七減半”)，即外國企業只要滿足員工總數達到5千人、投資規模突破3億美元這兩個條件，就可從首個獲利年度起3年之內免繳企業所得稅、之后9年企業所得稅減半繳納，該優惠條件遠遠超過了我國目前給予外商投資企業“兩免三減半”待遇。而且中資企業在越南不需要繳納類似于城建稅、教育稅等其他稅種，大大降低了稅負成本。

   第三，特殊的區位優勢。越南于2006年底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它是中國—東盟自貿區成員，近期致力于《自由貿易協定》(FTA)和《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協定》(TPP)的談判。2015年10月初，包括美國、日本和越南在內的12國就TPP達成基本協議，同意進行自由貿易，這意味著未來越南對美國出口紡織品和服裝將實行零關稅，必將刺激越南國內紡織產能和毛利率提升，所以國內許多紡織企業提前來越南布局，為未來分享政策紅利做準備。

   第四，其他因素。例如水費在中國每噸是3.5元，而在越南是2.4元，成本降低31%。電費在中國每度是0.65元，而在越南是0.39元，成本降低了40%。越南的用地成本僅為國內的20%左右，企業還能以每噸比國內便宜3000—4000元的價格進口質量更好的美棉和澳棉。此外，與孟加拉國、柬埔寨和印尼等其他東南亞國家相比，越南國內政治環境相對穩定，政府鼓勵開放、吸引外資的態度更加堅定，基礎設施和法制建設日益完善，本土紡織行業實力較弱、勞動力素質相對較高也是吸引我國紡織企業投資建廠的重要原因。

   國內紡織企業在越南經營中的探索

   當前越南聚集了來自中國、韓國、日本和法國等多個國家的紡織企業。盡管外商企業數量偏少，但是占據了越南每年紡織服裝60%的出口額，中資企業貢獻較大。同奈省是越南吸引外資最多、工業發展最快的地區，截至2015年一季度末，該省31個工業園區共有超過1000個外商直接投資項目，吸引外資約177億美元，天虹、百隆和申洲等國內紡織業的多家龍頭企業在此建廠。上述中資企業在越南的生產經營具有以下重要特征：

   越南子公司的生產線屬于國內紡織企業的新增產能。目前實施“走出去”的紡織企業基本沒有縮減國內原有產能，一方面，新增產能對外轉移某種程度上是為滿足海外客戶的需求。如申洲國際集團是一家針織服裝代客原件制造商(OEM)，其主要客戶有阿迪達斯(Adidas)、耐克(Nike)和優衣庫(Uniqlo)等知名品牌。近年來上述品牌逐漸將過去全部由中國大陸供貨的訂單分拆成內地和海外各一半，為維持與大客戶長期合作關系，企業被迫隨訂單轉移新增產能；另一方面，新增產能對外轉移并未降低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很多在越南投資的中資紡織企業，如天虹集團，其大部分棉紗都會回銷中國，反映出內地消費市場的潛力仍待提高。

   越南子公司的整體技術水平高于國內母公司。在越南投資的中資紡織企業大多在國內A股上市，實力雄厚、資金充裕，所以以綠地投資為主，在投資規模和設計產能方面遠勝過韓、日等國同行；另一方面，由于越南政府對于生產重點機械產品和服務于投資生產重點機械產品項目而進口的設備和物資實行零關稅，所以中資企業紛紛從歐洲進口國際上最先進的設備生產線，通過提高機械化程度以降低越南勞動力素質不高對生產的影響。

   國內紡織企業赴越南投資的“產業鏈整體轉移”現象明顯。例如百隆東方來越南投資建廠后不久，位于產業鏈下游的申洲國際、山東魯泰和臺灣國平等面料和紡織企業也相繼轉移至此。上述現象主要基于兩點原因：一是越南紡織業整體實力不強，全產業鏈布局不均衡，以成衣制造為主，能為中資企業提供產業配套的本土企業不足；二是美國在TPP中堅決主張“紗線優先”(yarn-forward)的原產地原則，即要求以零關稅進入美國市場的紡織品服裝，原料上從紗線到布料的生產，加工上從裁剪到縫制的過程均必須在TPP成員國境內完成，這也成為我國大批紡織企業向越南轉移的重要因素。目前天虹集團已在越南北部廣寧省投資興建了一個占地面積3300公頃的大型工業園，園區主要規劃產業有纖維、紡紗、織造、印染以及機械制造等。雅戈爾集團也計劃投資十億元級別的越南工業園項目，將面料等產能投放到該園區內。未來在上述工業園區內將會形成全部由中資企業構建的完整的產業鏈，既能滿足TPP的相關規定，還能極大地提高我國紡織行業的整體盈利水平。

   重視本土化經營是各家越南子公司的普遍做法。調研發現，越南的中資紡織企業里本土化程度很高，絕大多數員工都來自于當地招聘。同時適度提高管理層中越南籍員工的比例也已成為各家中資企業的普遍做法，例如在天虹仁澤公司里從生產車間小組長到公司管理班子成員都能看到越南員工的身影，公司管理效率也得到很大提高。此外，中資企業薪水比本土企業稍高，公司還給當地員工配置職工宿舍、食堂以及免費醫療等福利，所以越南籍員工普遍很重視這份工作。

   關于國內紡織業“走出去”的幾點思考

   部分媒體曾認為紡織服裝業科技含量不高，創新空間有限，盈利能力較差，是“夕陽產業”的代表。然而，優衣庫董事長蟬聯日本首富以及ZARA創始人成為新晉世界首富的事實卻揭示當前我國紡織業盈利潛力還有巨大的提升空間。為實現紡織業大國向紡織業強國的轉變，應當盡快借助新理念、新技術和新模式對國內紡織業進行改造，以“轉移”促“轉型”，從而提高行業競爭力。

   (一) 把握經濟發展規律，及早做好充分準備

   回顧歐美日本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不難發現，成本倒逼推動產業轉移是一種正常的經濟現象。隨著我國各地區對高技術產業的日益重視，紡織服裝業等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生存空間正在縮小，因此通過產業轉移有效配置資源、開拓市場，將生產加工環節有選擇性地遷移到成本較低或靠近終端市場的地區，母公司則加大對新產品設計、研發和營銷等環節的投入，向“微笑曲線”兩端攀升，這是推動產業升級的有效途徑。

   盡管部分前期赴境外投資的紡織企業已經為國內同行建立了成功案例，積累了寶貴經驗。然而，如果缺乏充分準備，忽視企業風險管控，產業對外轉移失敗的概率仍然較大。企業需為“走出去”所做的準備主要包括：投資目標國的盡職調查和可行性分析。不僅包括勞動生產率、產業鏈配套以及水電成本等因素，還必須充分了解當地的法律制度、文化風俗和政治環境等因素，以此作出綜合評判。如浙江科爾集團投資2.18億元在美國南卡羅萊納建立了生產基地，盡管當地用工成本是中國的三倍以上，但可以通過在棉花原材料、棉紡織耗電等方面找補回來，同時利用當地發達的物流業，還能大大降低棉花倉儲成本；境外投資的人才儲備。擁有一批外語嫻熟、業務過硬、懂得管理的高素質人才是企業“走出去”的重要保障，尤其是懂得管理的技能在與東道國政府部門日常溝通和協調母公司的決策安排方面顯得非常重要。

   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國內企業都適合“走出去”。如我國最大的棉紡企業魏橋紡織集團始終堅持把生產基地留在魯北平原，多年來依靠產業鏈整合和員工激勵等有效手段同樣獲得了較高的利潤率。

   (二) 辯證認識貿易規則，積極應對形勢變化

   在經濟全球化高度發展的今天，一國的行業只有充分參與國際分工、合作和競爭，加快企業的國際化進程，才有更多機會提升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當前我國紡織業發展面臨著既有來自國內的成本激增、融資受阻和出口放緩等壓力，也有來自發展中國家訂單分流和歐美市場高額關稅壁壘的“雙重擠壓”。因此，加快推動有實力的企業“走出去”、實現產業對外轉移應在我國紡織行業內形成共識。鼓勵行業龍頭企業與東道國政府加強工業園的合作建設，避免單打獨斗，以此帶動國內承擔產業配套的中小企業“借船出?！?，形成抱團和規模效應，以提高產業對外轉移的成功率，這也是臺灣企業在對外轉移中總結出的成功經驗。截至目前，先后有越美集團(尼日利亞)、天虹集團(越南)和紅豆集團(柬埔寨)等實力較強的企業在海外建立起了多個紡織工業園，這為國內其他紡織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降低了風險。

   在產業對外轉移過程中，企業還應當及時掌握市場信息，辯證認識國際貿易規則。如TPP協議的生效會在短期內給我國帶來貿易轉移效應，受關稅降低及原產地原則的影響，美國和日本今后更傾向于從TPP成員國進口，從而使我國遭受貿易轉移的損失。與此同時，TPP協議中不僅提高了知識產權的標準，還增設了勞工和環境條款，并與貿易相掛鉤，它們今后都可能成為發達國家對非TPP成員的發展中國家實施貿易制裁的途徑。但是也應看到，TPP的高標準和新規則代表了經濟全球化的方向，國內企業只有提前準備、積極應對，才能在未來的競爭中不落下風，通過整合境內外的設計研發、品牌和渠道資源，逐步向全球價值鏈的高端攀升，實現生產和銷售在全球的合理布局。

   (三) 抓住技術革命契機，借助轉移促進轉型

   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今天，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一輪技術革命為傳統制造業的轉型提供了機會。我國紡織行業的發展應與時俱進，借助全球產業轉移的契機，依靠新理念、新材料和新工藝推動產業升級。

   當前“互聯網+”的理念正在深刻影響制造業各個門類，它擴大了創新主體的范圍，從單個企業拓展到多個企業組成的產業聯盟，它能通過數字化控制，實現機器對人的取代，同時還大幅度提升勞動效率。國內很多紡織企業由于受現有生產機器還沒完成預計使用年限、尚未收回投資成本所困擾，遲遲不愿徹底更換生產效率更高的機械設備，如今產業對外轉移恰好提供良機。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紡織企業可以用較低的關稅價格進口更先進的生產設備，通過分步驟建設智能制造生產線和數字化工廠，整合產業鏈的各個環節實現智能化管理，不僅能緩解東道國技術人員短缺對生產的影響，還能適應下游快消品牌發展趨勢，滿足客戶個性化、差異化的小額訂單需求，擴大潛在的消費市場。

   “綠色制造”的理念也同樣影響國內紡織業未來的發展方向。過去紡織業常被視為“高耗能、高污染”的代表，許多企業為了增加盈利不愿在環保方面過多投入。從2016年1月1日起，新版《環境保護法》開始實施，提高了環保要求，加大了對違法排污企業的處罰力度。事實上，重視環境保護、實現綠色制造正在成為各國政府的共識。如經濟發展水平尚不如我國的越南政府就對所有外來企業提出了硬性要求，即污水處理系統必須達到A級水平，否則項目申請不予批準。因此，通過鼓勵企業“走出去”，倒逼國內行業轉型正逐步變成現實。另一方面，采用先進的節能裝備和技術，減少污染物的排放數量，降低生產中的水耗和能耗，將綠色制造貫穿于整個生產過程也有助于增加紡織產品的附加值，突破歐盟基于環保標準設置的非關稅壁壘，從而最終提高企業的盈利水平。（轉載自：中國經濟時報）